中法青年移交日本侵华档案扫描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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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青年移交日本侵华档案扫描件的中法故事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思婷 记者 秦慧英 唐雨琪 黄亚苹

5月2日下午，上海浦东机场，青年侵华两位青年缓步走下舷梯，移交神情肃穆。日本其中一人小心翼翼地提着一只深灰色行李箱。档案

他们是扫描来自法国的白士杰（中文名）及其中国同伴钟灏松。两位“90后”跨越万里，故事辗转多国，中法准备将一批从未公开的青年侵华日本侵华档案扫描资料（以下简称“档案”），移交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

“这些档案，日本本该更早打开”

5月4日，档案南京。扫描

移交仪式前，故事白士杰与钟灏松面向献花祭奠碑，中法肃立默哀，手中白菊微颤。他们将花轻放祭台。祭台上，火苗腾起，似是从八九十年前某个被撕裂的黎明穿过时空而来，灼在每个人心头。

随后，两人将两摞厚重的档案递交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手中。

棕褐色牛皮纸袋上，马克笔粗体法文赫然在目：

“ARCHIVES DIPLOMATIQUES CADN NANKIN”（南京外交档案，源自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

5月4日，白士杰（中）与钟灏松（右）将一批源自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档案扫描资料移交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左）手中。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思婷 摄​

这批档案原件藏于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属于法国公共档案，依据《法国遗产法典》可用于查阅与引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是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一个分支机构，隶属于法国外交部。档案共1993页、42份文献，时间横跨1920年至1943年，以法文为主，间杂英文、中文、日文。内容包括：南京大屠杀、入侵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细菌武器的使用、日本在上海的军事与情报活动……

“日本对华侵略之早、规模之大、谋划之周密、罪行之残暴，更加清晰呈现。”白士杰低声说：“可惜80年前东京审判的法官们没能看到这些。这些档案，本该更早打开。”

“这些档案几乎逐日记录了日军进城后，在金陵大学安全区内及南京市发生的暴行。”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璞君解读道，“包括强奸、纵火、抢掠平民、撕毁外国国旗、肆意侵犯外国人财产等，直指日军的暴行事实。”

周峰表示，这批史料尚需专业团队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目前档案细节暂不对外公布，待专家完成解读鉴定后，将适时向社会公开，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真相。

“唯有记住历史，才知和平可贵”

获取这批档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白士杰讲述了他们在法国查阅档案的经历。第一次看到那些资料时，他“震惊得说不出话”。“看到了一些很恐怖的事，我不能说得太具体……档案里不仅有日军侵华罪证，还涉及当时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

随后的查档与扫描，更为繁琐。

钟灏松透露，这批档案虽然在法国已经解密，但因涉及第三国敏感信息，对查阅者身份审核极为严格。白天，白士杰在档案馆翻阅、扫描；晚上回到住处，两人整理、翻译。

档案馆每日限调6盒，每盒至少上万页。

更棘手的是时间。根据档案中心的要求，这批档案的查阅权限只有三天，且必须在工作时间内完成。为了收集更多资料，两人三天仅睡四个小时，终于翻阅完所有相关档案。

白士杰和钟灏松的祖辈，都曾是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战士，也倒在了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

祖辈的模样在他们记忆里已经模糊了，但白士杰说，这件事做了三年，越来越觉得，好像离他们近了一些。“每次翻开那些扫描件，我们都会想，如果当年也有人这样把真相传递出去，有些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他们对维护和平与正义有着近乎本能的使命感。

取证难，前路更难。

2025年，他们的好友马库斯捐赠618张日军侵华照片后，遭抹黑造谣，他开设的语言学校被迫关停，背上10万欧元债务，一度只能兼职打工。如今刚找到短期合同，生活勉强稳定。

“我们被网暴了。”白士杰说，“我们很难过。西方某些不良媒体攻击我们，说这些照片不是真的，说我们在炒作。他们始终怀疑我们的动机。”

钟灏松眼中浮起忧虑：“这条路充满危险。白士杰今后在法国的生活，恐怕很艰难了。”

“但我们词典里没有‘放弃’一词。走这条路，要很勇敢。”白士杰眼眶发红，停顿后说，在法国历史课本里，会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会看到纽伦堡审判，但日本侵华史却鲜有提及。

“这正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因。唯有记住历史，才知和平可贵。”

“希望你们能来芷江，感受‘胜利之城’的厚重”

“我们想去湖南。”

说这话时，两位青年眼中泛起光芒。

衡阳保卫战，47天孤城血战；四次长沙会战，中国军民血肉筑城气壮山河；湘西会战，侵华日军最后一次攻势在此覆灭。而芷江，正是日军代表签字投降之地……

“我们想去看看这些地方。”白士杰说。

他们透露，此次移交的档案中，亦有涉及湖南的内容。下一步，他们计划走访长沙、衡阳的抗战遗址，目睹档案中寥寥数笔提过却曾惨烈无比的战场，也想去芷江看看受降之地。

在湖南，也有人正期待着他们。

不久前，一名留学生在海外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并购得9张侵华日军作战地图，已捐赠给芷江受降纪念馆。那些泛黄的地图上，细致标记着日军对湖南地形与驻防的侦察，每一笔都是沉默的证言。

而今，1993页档案扫描资料的到来，让芷江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心生新的期盼。

他一直关注这群年轻人的行动。这些民间力量追寻历史真相的执着触动了他。吴建宏希望能参与档案资料的查阅，从中寻找与湖南相关的史料线索——那些散见于外文档案的片段，或可填补芷江受降纪念馆展陈中的某些空白。毕竟，芷江作为抗战胜利后首个受降地，每一份新增的史料，都是对那段历史更完整的注脚。

“感谢白士杰、钟灏松等青年朋友，带来新的二战史料。希望你们能来芷江，感受‘胜利之城’的厚重。”

1948年4月16日，当天庭审结束后，国际检察局部分成员留影，向哲濬（右二）位列其中。向隆万 供图​

■记者手记

以更多真相告慰同胞和先贤

黄思婷

档案移交现场，一位老人眼眶泛红，双手交握，频频点头。

他叫向隆万，今年85岁。他的父亲向哲濬，祖籍湖南宁乡，一身铮铮风骨，正是东京审判席上代表中国发声的检察官。

1946年，山河未安，硝烟未散，向哲濬肩负着民族的期盼，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与团队成员一道，在漫天迷雾中收集罪证，在强权压力下慷慨陈词，拼尽全力指控日军的滔天罪行，只为给苦难的祖国、逝去的同胞，一个公道。

这些年，向隆万从未停下脚步，日复一日“打捞”着东京审判的点滴史料。终于，他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角落，寻获了一段珍贵影像——那是1946年5月14日，父亲在法庭上首次正式陈词的模样。

影像中，向哲濬身姿挺拔，目光如炬，厉声驳斥着辩方“中日战争始于1941年”的荒谬言论。一句质问，振聋发聩，穿越80年的风雨，依旧掷地有声：“如果这些都不是战争，那什么是战争？”

向隆万反复观看这段影像，看着父亲坚毅的神情，仿佛能读懂他当年的孤勇与无奈。80年前，父亲在法庭上拼尽全力，却终究留有遗憾——那些深埋的罪证，未能一一呈堂，那些未被彻底揭露的暴行，成了他毕生的牵挂。

80年后的今天，他不是来赴一场简单的仪式，而是替父亲，来看一看当年未曾得见的证据。

仪式结束，老人坐在休息室，继续翻看着父亲的老照片。

“父亲生前很少讲审判细节。所有压力，他都默默扛着。”向隆万轻声说，“直到我参与东京审判研究，才知他们当年何等艰难。证据不足、时间紧迫、处处掣肘……”

他收起手机，望向窗外纪念馆的和平雕塑：

“如果父亲能看到今天，他会欣慰的。80年了，仍有那么多人，不远万里、不计代价，把那些被尘封的真相一点点送回来，把迟到的正义一点点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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