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语境”对出土文献及其释读的影响

作者：鞠焕文（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大语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出土文献是对出读指地下出土的有价值或与某学科相关的古代文字材料，这里主要指甲骨文、土文金文、献及简牍帛书文献等战国以前的其释文字材料。相较于传世文献，影响它具有时代明确、大语境内容丰富、对出读未经后世改篡等特质，土文同时还有很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献及佚籍，是其释十分珍贵的史料和语料。基于出土文献的影响这些特点，学界很早就提出了“重写学术史”的大语境观点。时至今日，对出读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仍是土文人文学科迭代最快、成果最为丰硕、突破性最强的方向之一，有力推动了中国古典学等学科的发展。

出土文献兼具极高的文献学、文字学、史学价值和中华文明探源价值，对厘清汉字的源流脉络、形体结构与演变规律至关重要；同时，能够深度阐释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从文明基因层面探析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正确考释古文字、释读出土文献成为基础且重要的工作。而重视材料存在的“大语境”，便是解决当下出土文献释读疑难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

狭义语境是指语言存在的前言后语或上下文，广义语境还包括表达思想时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逻辑基础等。出土文献的载体形态、纹饰、功能分区、文例等属于广义语境，可称之为“大语境”，这些“大语境”会对文字、文本及其内容产生影响。笔者下面逐一论证，以阐明它对出土文献文本形式及释读的影响和重要性。

载体特殊性影响着文本的呈现形式。青铜器铭文中常见“某某作宝”“某某作尊”等文例，实际上是“作宝（或尊）鼎（或簋、鬲、甗等）”之省略，因文在器上，就可在行文中将所作之器的名称省掉。这并不影响文意的表达，因为所省的词就是其所在的器，读者在阅读“某某作宝”时，自然而然就能将眼前看到的器物的名字连带着补读出来，而不至于产生误解，这可算是广义的“语境”省。此外，青铜器铭文中还存在“缺漏”等情况，即在文字由蓝本转录到模范上或在浇注铜液时，文字产生遗漏或字模被冲掉，出现在成器上无文字的现象。字模被冲掉即会在原有的位置上出现残画或空位，学者尚易判断出该处有缺字，但在转录过程中既出现夺字，铸出的铭文又没有空缺，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就容易让读者产生不合语法的误解。这些背景都是需要注意的。

器物对文字结构产生影响，学界已有一定认识。陈英杰先生在《青铜盘自名考释三则》中讨论了几个比较特殊的“盘”字自名用字，如叔多父盘中的“攴”和苏公盘中的“鈙”，与常见的用“般”“盤”“鎜”等字形记录盘这种器物的字甚为不同。陈先生认为，它们是常见“盘”字的省写形式，并指出“如果仅有铭文而没有器形，文字将无法准确释读”，从而得出了以下认识：“青铜器器形构成文字形义释读的特定‘语境’”“这也提示我们，金文的研究一定要把器和铭结合起来进行探讨”“金文的研究绝不能仅仅限于铭的部分，应与器物以及器物的组合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再如“壶”字金文常见之形作（见图①）（长隹壶爵，西周早期，《集成》8816），若（见图②）（作旅壶，西周早期，《集成》9519），是象形字，字像带盖，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的修长壶形，字形上面的“大”或“人”形是壶盖的象形笔画；事从壶（西周早期，《集成》9530）之“壶”字作（见图③）形，与上举两个“壶”字最大的不同是在表示壶盖的“大”形笔画顶端多出了一个小墨块，将该器器影拿来一对照便知，这个多出来的小墨块实际上是壶盖的抓手。显然这个字的象形程度更高，在梳理字形演变序列时应将它放在上举两个字形之前才更客观。

图①

图②

图③

同样，我们仍可以“壶”字为例来说明载体对文字结体的影响。尚壶（西周中期，《集成》9618）之“壶”作（见图④），除去下面的两只手形，剩余部分仍是“壶”之象形，但这个字的不同之处在于，字中间部位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斜点，结合着器形来看，它们就是壶的两个贯耳的记号化笔画，只有结合器物本身，才能够明白尚壶中这个字两个斜点的意义。

图④

这种影响还发生在简牍上。从目前出土的战国竹简来看，竹简宽度普遍在5毫米左右，用现代眼光来看不可谓不窄。受此限制，汉字中很多本应横置的象形字，基本调整为竖置状，如“爿”（床）、“犬”（见图⑤）、“象”（见图⑥）等字，以迁就狭窄的载体；这也影响汉字的偏旁位置，如“鞍”作“鞌”，“群”作“羣”等，使汉字产生了一些异体；这同样也对汉字笔画的多少造成影响，一些左右有竖画的字省略掉了一侧或两侧的竖画，应是借用竹简的边沿为笔画而出现省略，如甲骨文中有一类特殊写法的“甲”字作（见图⑦），战国文字作（见图⑧），当属于这种情况，此外像“匶”（柩）、“葬”（甲骨文作（见图⑨），战国文字作（见图⑩））等也应该是受竹简形制影响而省略了竖画。

图⑤

图⑥

图⑦

图⑧

图⑨

图⑩

器物设计理念影响着出土文献的表现形式和释读的方法。青铜器这类兼具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载体，其形制、纹饰往往有比较强烈的设计理念，在对文字进行释读时要充分考虑是否符合整体设计。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戈、戟类兵器，其上的铭文有竖器（戈锋朝上或下为正）读的鲜明设计理念。有了这种认识，再来考查“臣”“目”等通过文字摆放方向来区别词的字时，就要注意了。文字学中，横“目”为“目”，竖“目”为“臣”，这是二字的区别，若罔顾青铜器的这种设计背景，就会将大量的“臣”字误释为“目”。同时，对于一些比较模糊的待释字，如果不了解这种设计背景，而将铭文摆放错了方向，将大大降低其考释的正确率。

此外，不少铭文掺杂在纹饰之中。这些围绕在铭文周围的纹饰是不可忽视的文字释读“语境”，常会对文字释读产生影响。楚屈叔沱戈（《集成》11393）是比较典型的将铭文置于纹饰中的例子，其上铸有20字铭文，分布于戈的胡部和正反两面的内（纳柄部位）上，记载了屈氏家族的相关人物和社会关系，文献价值、史学价值很高。但长期以来学界未注意到纹饰对铭文摆放方向的制约性和说明性，错将一些字颠倒着放，致使部分关键文字不能得到确释，语句不能畅读，淹没了其价值。仔细观察，该戈内部边沿装饰有连串的C形或反C形纹饰，内上铭文恰都置于这些C形纹饰内，通过其中可识的文字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即文字的朝向都与C形纹饰的开口方向保持一致，如此我们就可以把待考释的字的正确摆放方向确定下来，这要比将文字放颠倒了再去考释科学得多。

功能分区规约着文本内容。这主要体现在甲骨文中。1944年胡厚宣先生发表《武丁时五种纪事刻辞考》一文，揭示了甲桥刻辞、甲尾刻辞、背甲刻辞、骨臼刻辞、骨面刻辞等五种刻辞实属记事文字，而非卜辞。这证明了甲骨功能分区的存在，对甲骨文释读十分重要。龟甲的左右甲桥、甲首、甲尾，兽骨的臼部、扇部、柄部等往往对应固定的记录功能，这种功能与位置的对应关系，可帮助释读者快速判断刻辞的上下文逻辑，有助于提高释读正确率。

文例为出土文献释读提供了底层逻辑。文例是指文章的条例或范例，具有规范性和规律性的特点。甲骨文例研究主要关注卜辞在甲骨上的格式、行款、布局等，是几类材料中文例研究成果最系统、最丰富的一类，这源于甲骨形态及甲骨功能分区的特殊性。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光炜、董作宾、胡厚宣、张秉权等陆续对卜辞的分布、行款等作了深入探讨。目前这项工作做得越来越精细，仍有可喜的成果不断产出。甲骨文文例所研究的很多方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语境”。而金文、简帛文例的研究对象更多的是与文本本身直接相关的通例，相对而言它属于狭义语境，但仍对出土文献的释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

出土文献载体、功能的独特性和书写符号的原始性决定了它所依存的“大语境”的重要性和不可忽略性，在考释古文字、解读出土文献、依据出土文献探索古代文明时，要充分重视这些“语言环境”，才能更好地得出客观的结论。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09日 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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