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 何为“潮汕”，何以“家国”？

《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暹南电影院”取景于汕头的一栋百年骑楼。资料图片

齐 伟

编者按

今年“五一”假期，阿国中小成本制作的情书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成为银幕亮点，引发集体共情，何为何截至发稿更赢得了豆瓣评分9.1的潮汕高分。影片以侨批为核心意象，阿国串联起潮汕人的情书移民历史、故土情怀与精神传承，何为何将私人情感与集体记忆、潮汕地域文化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阿国谱写了一首属于广东人的情书精神之歌。本期文艺评论特邀上海、何为何广东研究学者撰写影评，潮汕分析电影的阿国艺术特色及其展现的岭南文化魅力。

蓝鸿春导演的情书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创业失败的晓伟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了一个尘封五十年的秘密：阿公已在南洋早逝，那些支撑阿嬷叶淑柔半生等待的深情书信，均出自素未谋面的女子谢南枝之手。从当下烟火延伸至历史深处，一纸跨越半世纪的侨批，嵌入潮汕乡土肌理的个体悲欢叙事，映照出“下南洋”历史岁月里的家国情怀。影片延续了蓝鸿春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以极其克制的镜头语言、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细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钩沉起一段关于等待、信义与乡愁的潮汕往事。

侨批串联的历史记忆

《给阿嬷的情书》的剧作呈现出一种明快而高效的结构特征：开篇交代前提，迅速抛出悬念，继而回溯前史，最终在结局处揭露真相、完成情感的升维。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存在一条贯彻始终的叙事线索——侨批。侨批是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70年代间，海外华侨寄回国内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在电影中，它是最直接的叙事推动力，为开篇晓伟找到谢南枝儿子提供关键地址线索，影片更因侨批日期和郑木生死亡年月的不一致引出贯穿全片的核心悬念。侨批也是电影中维系人物情感与责任的关键纽带，定义了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情感模式。它见证了木生和淑柔在物质匮乏与地理分离的处境中紧密交织的爱情，承载了南枝对淑柔超越血缘亲情与地缘的纯粹情义。未寄出的讣告信和南枝代写的平安批则意味着淑柔心中木生的“生存状态”——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已然消亡、却在情感与信念的世界中持续存在的人。

更为重要的是，侨批成为南洋土地上中华文化传承和故土怀乡之情传达的媒介。为了代笔写信，南枝苦学中文，在一笔一画中与中华文化建立了精神联系，又在板书与授课中让中华文化在南洋的蕉风椰雨中扎下了另一条根系。银信局中一封封侨批则代表着漂泊南洋的普通人用最朴素的方式维系着与故土的血脉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通过侨批完成了叙事层面的最重要的一次升维，它将谢南枝、郑木生等人的个体故事与整个南洋华侨的集体历史命运紧密绑定在一起。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叙事自觉，导演蓝鸿春才如此界定自己的创作意图：这不仅是写给阿嬷的情书，“更是写给所有海外侨胞、写给家国故土的情书。”

潮汕风情的有机嵌合

《给阿嬷的情书》中大量特色的“潮汕”地方元素被有机地编织进叙事肌理。视听层面，自然地貌与人文景观共同织就了“潮汕感”，并成为叙事的核心要件。“暹南电影院”取景于汕头海平路77号一栋百年骑楼，作为汕头开埠通商时代的空间遗存，骑楼本身便成为诉说20世纪30年代经济繁荣和社会风貌的外化呈现。扛标旗、拜月娘等民俗风情与电影情节深刻互嵌：没有扛标旗的游神队伍，木生对淑柔的一见钟情便无从展开；中秋节南枝分发给租客拜月娘的油柑，则具象化了南洋华人对故土的思念。

散落全片的潮汕方言与俚语则是影片“地方感知经验”最直白的体现。这种“话语”状态，仿佛是从不间断的生活流程中，不经意截取下来的一段规定性情境，携带的是特定族群的思维方式、情感逻辑和伦理准则。“平安当大赚”字面上是一句宽慰，骨子里却是一套根植于这片土地的生存智慧。

真正让“潮汕”从地域景观升华为意义载体的，是影片借由“潮汕精神”对个体命运与社会结构的深刻表达。电影中的“潮汕”是一种方法，承载着创作主体对这片土地深沉而细腻的生命经验感知。当叶淑柔遭遇命运的打击，她的回应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回到打橄榄、煮饭、泡茶的生活之中，用最朴素日常的方式，将苦难消化为沉默，将情义落实为行动。这是潮汕女性用一生践行的朴素哲学，也是整个潮汕族群在移民史中赖以存续的族群灵魂。导演对地缘文化的表达自觉，使影片中的“潮汕”成为一种扎根于具体地域的感觉经验，让观众在感受“潮汕精神”的过程中展开对个体意义的思考与探索。

粤产电影的创新逻辑

将《给阿嬷的情书》放置于近年粤产电影的整体序列中观照，可以辨认出一条清晰的内在逻辑：粤产电影的精品化倾向，是地方文化主体意识觉醒与创作者持续深耕、语言题材高度适配三者合力的结果。

首先，近年来“地方电影新浪潮”正在以越来越强劲的姿态突破地域壁垒，进入全国性的文化视野。从贾樟柯以山西方言构建的影像世界，到《无名之辈》中贵州方言承载的西南小人物悲喜，地域文化不再满足于“被观看”的奇观素材，而是以自身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生命经验，这一浪潮为粤产电影的破圈提供了时代语境。

其次，导演对“地方书写”的持续情感投资与叙事深耕，是粤产电影出新出彩最不可替代的原因。蓝鸿春的“潮汕三部曲”逐步完成了从“小家”向“家国”的情感升维，使“潮汕”在观众感知中逐渐从地名转化为有体温的情感坐标。这种以地方为品牌核心、以作者的持续书写为连接逻辑的电影创作模式，为粤产电影带来了更为稳固的情感根基。

最后，地方电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与题材之间的适配程度，而非语言本身的强弱。《夜王》与《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共同印证的是“语言+演员+题材”三者高度契合时产生的协同效应，前者用粤语讲述香港底层街头故事，后者用潮汕方言讲述侨批和华侨历史，一旦更换语言，故事的真实质感便会受损。因此，粤产电影的创新逻辑，在于清醒地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作品需要采取不同的语言策略。这是一种因材施策，而非“非此即彼”的文化立场。

一纸侨批，薄如蝉翼，却承载着半个世纪的守候与情义；一部影片，以极致的克制换来最深沉的重量，以最温柔的方式抵达人心。《给阿嬷的情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以真诚的地方书写回答了当下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奇观与流量的喧嚣之外，什么样的电影语言仍有能力打动人、留住人？答案或许正是蓝鸿春三部曲所示范的那种创作姿态：真诚地将创作之根深扎进一方水土，长久地、耐心地倾听、感受、汲取。当“潮汕”从一个地名成为一个有灵魂的情感载体，当粤产电影以地域文化为杠杆撬动全国观众的普遍共情，这场“小众的胜利”便不只属于一部电影，也不仅限于粤产电影，而属于整个时代对本土文化自觉的深情回应。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数智文艺创新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综合)